專家呼吁對網約車等新業態加大開放力度

5月13日上午，“2017全球化背景下分享經濟的發展與實踐高端對話沙龍”在北京舉行，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教授、全球分享經濟泰斗級人物、《分享經濟的爆發》一書作者阿魯•薩丹拉徹，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新紅，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楊偉國以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就分享經濟及相關問題展開探討。

阿魯•薩丹拉徹教授認為分享經濟平臺是政府尋求解決方案的伙伴。楊偉國教授分析了新業態下的新型勞動關系，以滴滴出行為例，他認為平臺與司機應該是合作而非傳統的勞動合同關系。周其仁教授則舉了汽車出現時因為馬車的反對被著名的“紅旗法案”限速的例子，呼吁對網約車等新業態加大開放力度、審慎監管。

輕資產一代崛起 中國分享經濟跨越式發展

2016年分享經濟市場交易額已達34520億元，比上年增長103%。分享經濟企業的融資規模繼續保持大幅擴張，2016年分享經濟融資規模約1710億元，同比增長130%，其中交通出行融資額仍然保持第一，達到700億元。

張新紅認為，2016是分享經濟元年，分享經濟向各個領域快速滲透。越來越多的創新型企業出現：共享單車、網絡直播、知識付費。

阿魯•薩丹拉徹教授則認為，分享經濟是一場非常深遠的變革影響，對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都產生了重大影響，但是在中國分享經濟的潛力尤其大。因為在中國消費主力還是一項比較新生的事物，可以說中國的消費階層還比較年輕，就完全可以實現跨越式的發展，中國可以是越過重資產消費（asset-heavy）的模型，直接跨越到個人不需要擁有太多的所有權，就可以輕易的實現按需服務的輕資產消費（asset-light）的模式——這是一個更加高效的分享經濟的時代。

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2月17日，全球獨角獸企業共有186家，其中中國公司達到42家（占總數的22.6%）具有典型分享經濟屬性的公司有15家，占中國獨角獸企業總數的35.7%。“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表現最活躍的領域大都帶有分享經濟的基因。

數據顯示，滴滴出行在中國每天載客量是2000萬人次。世界最大的酒店連鎖集團萬豪喜達屋集團旗下酒店有110萬個房間。而Airbnb現在可以提供的房間數是萬豪喜達屋的3倍。

據張新紅預測，未來分享經濟年均增長率將達到40%，2020年分享經濟交易規模將占GDP比重達10%以上，未來5-10年有望出現5-10家巨無霸分享經濟平臺型企業。

分享經濟更有效監管：政府和平臺相互合作模式

分享經濟讓社會的信用體系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阿魯•薩丹拉徹教授認為，社會信用體系進入到以品牌為中心的階段。有了數字技術的支撐，通過一個平臺，通過一個APP，現在甚至可以去信任一個自己完全不認識的人，就像我們信任自己的親朋好友那樣。這個信用是由數字技術的基礎設施所提供，使得這一種陌生人之間的交易變得越來越可靠。未來什么樣的平臺最容易獲得成功？就是那些能夠提供信用體系的平臺，能夠以可靠的又透明的方法促成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隨著新的信用體系的誕生，接下來也要思考政府的監管制度相應的變革。世界上很多國家，規則的執行已經從政府轉移到了平臺身上。但是這并不是意味著政府所制定的規則不重要，相反，這使得政府制定的規則更加重要。因為跟20世紀企業形式相比，在新的世紀，企業多元化、多樣化程度大大增加。

阿魯•薩丹拉徹教授認為，更有效的對平臺進行監管的方式是一種政府和平臺相互合作的模式，這種合作監管的方式效率會更高。其實現在已經有不少政府制定規則執行下放到擁有大量數據的平臺身上。而且很多案例表明，這是可行的，甚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當然要把政府制定的執行規定權放到平臺上，必須小心地、謹慎地去做，去開展。

周其仁認為，研究市場機會要針對用戶痛點，光研究出租車政策這是不夠的。其實這個問題在過去一個時代一再發生，比如“紅旗法案”限速的例子。汽車剛發明的時候，美國還有幾十萬馬車，汽車行駛這么快，馬受驚，就會闖禍，就不能讓汽車開這么快，要在汽車前面有一個人，人走多快汽車多快。既有傳統保守力量，也有新技術跟傳統技術并行的挑戰。政府部門要把整個業務了然于胸，不是只了解和只做出租車，這樣才能適應新的分享經濟良好的管制。

未來工作模式：職業的長尾

分享經濟同時帶來了未來工作模式的轉變。數據顯示，2015年美國自由職業者已經達到5300萬。在中國，2016年參與分享經濟活動的人數超過6億人，比上年增加1億人左右。預計到2020年，分享經濟領域的提供服務者人數有望超過1億人，全職人員約2000萬人，將有效對沖經濟增速放緩、技術進步帶來的就業擠壓效應。

阿魯•薩丹拉徹教授認為，分享經濟下，一種全新的工作模式會與傳統雇傭模式并行發展。全新的工作模式是平臺與供應商之間的模式。平臺與供應商之間的關系，更加靈活，同時雙方保持一定的獨立性，也有更大的流動性，跟雇主跟雇員之間的關系不一樣。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楊偉國認為，各類經濟模式會共生發展，并呈現出長尾的態勢。人和組織的關系也將是一種長尾關系。人們傾向于以更主導的、更核心的職業作為自己生存發展的基礎。同時從事這樣一些兼職，比如，我可以是一位教授，或許還能做一點木工、廚師。以凈收益最高的職業為主導職業，也是符合經濟學的基本要求。

如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再滿足“專一職業”這種無聊的生活方式，而是開始選擇一種能夠擁有多重職業和身份的多元生活。他們被稱為“Slash青年”（概念出自《紐約時報》專欄作家Marci Alboher的書《One Person/multiple careers》:A New Model for Work Life Success.）

楊偉國認為，人們工作時間上的配置也會發生重大變化。8個小時仍然可能現在這個社會30%、50%的人工作時間模式。8小時有可能在未來五年、十年間不再是主流的工作時間配置模式，或許一小時會成為一個基本單位。

但是傳統的社會契約怎么辦？我們仍然要為勞動者提供一定程度的社會保障。在以往社會保障主要是雇主來提供的，到了平臺經濟，社會保障應該由誰來提供？

楊偉國認為，傳統的雇傭勞工關系仍然是存在，僅僅是以工作的形式來人和組織的關系很正常，比如今天花20分鐘給這個論壇作一個演講，跟論壇組織者是什么關系，未來成為一個社會中間有一個非常常見的模式，跟互聯網協會簽訂一個合同一有雇傭關系，有集體勞動關系和合作關系，我一直理解滴滴平臺上的司機和公司之間是合作關系，并不代表司機的權利不需要保護，這是不同的概念。政府可以促進人力資本市場基礎設施的建設與優化，現在是基于勞動關系的社會保障體系，我覺得應該建立基于工作交易平臺的社會保障體系。（商業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