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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 | 陸克文&向松祚:貿易戰的邏輯問題

每日經濟新聞 2018-08-08 20:12:09

對于美國、特別是美國政府而言,將矛頭指向中國,既可以掩蓋美國現有國內政策的失誤,又可以疏導來自底層的反彈聲音,這就成為美國發起貿易戰的邏輯基礎。

每經記者|楊棄非    每經編輯|劉艷美    

當地時間8月7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公布第二批對價值16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的清單。這份將于本月23日生效的關稅清單,包括摩托車、秒表和天線等279種產品。而根據媒體披露,在此前進行的公眾聽證中,82名行業代表,僅6名表示贊同。

幾天前,中國商務部對美國加征關稅的行為曾回應,這是“美方不顧雙方企業和消費者利益”的行為,中方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隨著美國中期選舉臨近,這種不顧民意的做法讓一個論斷變得更為可信:貿易戰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用以鼓動選票的工具,國際貿易淪為美國內政的“替罪羊”。

▲圖片來源:攝圖網

就在同一日,在成都舉行的一場研討會上,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向在場人士描述了一個場景:

“如果你現在在紐約隨手買一份報紙,可能只有5%的內容跟貿易戰有關,剩下超過90%都在講美國國內的問題。”

這說明,特朗普正面臨巨大的政治挑戰。

“特朗普認為,如果實行強烈的經貿措施反對中國,能夠鼓舞國內的政治力量,特別是贏得中期選舉,這是貿易戰的重要原因。”陸克文說,“特朗普的票倉來源州的大部分選民剛好是全球化的失意者,這是一個體系化的現象”。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長向松祚則指出,美國挑起貿易戰的邏輯站不住腳。事實上,美國希望解決的貿易逆差正是美元作為“霸權貨幣”帶來的副產品,這為美國帶來的利大于弊。

那么,若將政治因素考慮在內,貿易戰當作何解?

向松祚認為,對于中國,最佳策略是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而陸克文則指出,“貿易戰的解決途徑仍可以通過談判,但兩國也可以尋找‘第三軌道’來解決”。

貿易并非邏輯起點

要討論貿易戰,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貿易逆差究竟為何產生?貿易戰可以解決貿易逆差嗎?

從貨幣理論出發,向松祚提出了一個“霸權貨幣模型”的分析方式。

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發行國或供應國,美國不得不在二中選一:

要么長期表現為貿易逆差,以便為全球供應儲備貨幣或流動性;

要么長期表現為貿易順差,同時該國必須是全球最大債權國,持續大量為世界其他地區輸出資本,世界其他國家則為債務國。

顯然,后者的不可持續性遠遠大于前者,因為債務國必然會出現債務危機。因此,要保持美元作為全球最重要的儲備貨幣的地位,美國必須向全球出口貨幣或流動性,最終導致美國貿易逆差的產生。這就是經濟學中著名的“特里芬悖論”。

▲圖片來源:攝圖網

基于此,美國發動貿易戰的所謂邏輯基礎,即美國在全球范圍內經歷的貿易逆差,實際上是美國霸權國優勢地位的副產品,是長期存在的,也是美國為維持霸權體系所必須支出的國際公共品。

由此出發,美國要將這種持續性問題轉嫁到別國的原因,或許要從美國國內、而非兩國貿易關系當中去尋找。

向松祚發現,在美國,貿易逆差在以財政赤字的形式得以展現——數據顯示,2016、2017兩年間,美國預算赤字與貿易逆差額大致相當。但大量聚集到政府的資本并未緩解赤字進一步擴大。到2018年財年的前9個月,聯邦政府的預算赤字總計為6070億美元,比去年同期的5230億美元增長16%。

美國的財政缺口為何不降反升?向松祚認為,這與美國近年來大規模對金融和高科技領域的投資有關。他指出,這里的高科技不僅是新興科技,同時也包括在農業、制造業等領域的科技。這些領域與美國現有資源稟賦相符,也符合經濟發展需求。

而金融和高科技產業的加速發展,卻帶來了更嚴重的社會問題——兩極分化。根據總部位于華盛頓特區的非盈利政策研究組織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發布的一份報告,從1963年到2016年,美國上層家庭的收入增長幅度約為90%,而底層家庭的收入增長不到10%。

在貧富差距壓力下,對于美國、特別是美國政府而言,將矛頭指向中國,既可以掩蓋美國現有國內政策的失誤,又可以疏導來自底層的反彈聲音,這就成為美國發起貿易戰的邏輯基礎。

尋找“第三軌道”

既然貿易不是貿易戰的邏輯起點,那么,僅通過貿易途徑勢必很難找到根本解決方案,持久戰在所難免。

美國內部已感受到明顯的負面影響。7月26日,在參議院貿易委員會召開的特別會議上,負責進行貿易報告的美國貿易代表賴特希澤遭遇來自多個行業對補助的征詢。該補助本是用于彌補美國豆農在貿易戰中遭受的損失,但顯然,影響正在向其他行業擴大。

陸克文更擔心貿易戰對全球貿易體系的挑戰。他列舉多個國家的經濟數據解釋,進出口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澳大利亞比中美都要大。若持續升級,像澳大利亞這樣的國家,將遭受池魚之殃。

“最好的情況是能避免第三批關稅的措施。如果這個數目突然變成很大的問題,這對全球貿易的信心將有很大影響。”他說,“貿易戰可能通過政治方面解決,也可能通過具體的雙方談判。此外,兩國還可以尋找‘第三軌道’,做好解決問題的準備”。

▲圖片來源:攝圖網

正如中國商務部的最新表態:中方始終認為,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則基礎上進行協商,才是解決貿易分歧的有效途徑,任何單邊的威脅或訛詐只會導致矛盾激化,損害各方利益。

但陸克文也認為,不確定性仍然充斥在貿易戰進程當中。

“特朗普現在最大的國內挑戰不是經濟方面的。他在政治方面的問題很嚴重,檢察機構在研究他在選舉之前是否與俄羅斯的情報機構有聯系。”陸克文在現場說到,即使是最有經驗的預測家,對其中期選舉都無法進行預測,而這可能將影響到貿易戰的后續情況。

無論是在場專家還是企業,均一致將“繼續修煉內功”視為中國的破解之法。

在向松祚看來,應對貿易戰的最佳策略,是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在他列舉的建議措施中,包括繼續積極主動開放市場、進一步深化金融市場和金融產業改革等。“我們開放市場的空間還很大。”他指出。

陸克文則表示:“現如今,中國經濟已步入全新的發展邏輯,一系列改革舉措得到了全球認可,中國長期的經濟發展將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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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8月7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公布第二批對價值16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的清單。這份將于本月23日生效的關稅清單,包括摩托車、秒表和天線等279種產品。而根據媒體披露,在此前進行的公眾聽證中,82名行業代表,僅6名表示贊同。 幾天前,中國商務部對美國加征關稅的行為曾回應,這是“美方不顧雙方企業和消費者利益”的行為,中方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隨著美國中期選舉臨近,這種不顧民意的做法讓一個論斷變得更為可信:貿易戰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用以鼓動選票的工具,國際貿易淪為美國內政的“替罪羊”。 ▲圖片來源:攝圖網 就在同一日,在成都舉行的一場研討會上,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向在場人士描述了一個場景: “如果你現在在紐約隨手買一份報紙,可能只有5%的內容跟貿易戰有關,剩下超過90%都在講美國國內的問題。” 這說明,特朗普正面臨巨大的政治挑戰。 “特朗普認為,如果實行強烈的經貿措施反對中國,能夠鼓舞國內的政治力量,特別是贏得中期選舉,這是貿易戰的重要原因。”陸克文說,“特朗普的票倉來源州的大部分選民剛好是全球化的失意者,這是一個體系化的現象”。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長向松祚則指出,美國挑起貿易戰的邏輯站不住腳。事實上,美國希望解決的貿易逆差正是美元作為“霸權貨幣”帶來的副產品,這為美國帶來的利大于弊。 那么,若將政治因素考慮在內,貿易戰當作何解? 向松祚認為,對于中國,最佳策略是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而陸克文則指出,“貿易戰的解決途徑仍可以通過談判,但兩國也可以尋找‘第三軌道’來解決”。 貿易并非邏輯起點 要討論貿易戰,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貿易逆差究竟為何產生?貿易戰可以解決貿易逆差嗎? 從貨幣理論出發,向松祚提出了一個“霸權貨幣模型”的分析方式。 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發行國或供應國,美國不得不在二中選一: 要么長期表現為貿易逆差,以便為全球供應儲備貨幣或流動性; 要么長期表現為貿易順差,同時該國必須是全球最大債權國,持續大量為世界其他地區輸出資本,世界其他國家則為債務國。 顯然,后者的不可持續性遠遠大于前者,因為債務國必然會出現債務危機。因此,要保持美元作為全球最重要的儲備貨幣的地位,美國必須向全球出口貨幣或流動性,最終導致美國貿易逆差的產生。這就是經濟學中著名的“特里芬悖論”。 ▲圖片來源:攝圖網 基于此,美國發動貿易戰的所謂邏輯基礎,即美國在全球范圍內經歷的貿易逆差,實際上是美國霸權國優勢地位的副產品,是長期存在的,也是美國為維持霸權體系所必須支出的國際公共品。 由此出發,美國要將這種持續性問題轉嫁到別國的原因,或許要從美國國內、而非兩國貿易關系當中去尋找。 向松祚發現,在美國,貿易逆差在以財政赤字的形式得以展現——數據顯示,2016、2017兩年間,美國預算赤字與貿易逆差額大致相當。但大量聚集到政府的資本并未緩解赤字進一步擴大。到2018年財年的前9個月,聯邦政府的預算赤字總計為6070億美元,比去年同期的5230億美元增長16%。 美國的財政缺口為何不降反升?向松祚認為,這與美國近年來大規模對金融和高科技領域的投資有關。他指出,這里的高科技不僅是新興科技,同時也包括在農業、制造業等領域的科技。這些領域與美國現有資源稟賦相符,也符合經濟發展需求。 而金融和高科技產業的加速發展,卻帶來了更嚴重的社會問題——兩極分化。根據總部位于華盛頓特區的非盈利政策研究組織城市研究所(UrbanInstitute)發布的一份報告,從1963年到2016年,美國上層家庭的收入增長幅度約為90%,而底層家庭的收入增長不到10%。 在貧富差距壓力下,對于美國、特別是美國政府而言,將矛頭指向中國,既可以掩蓋美國現有國內政策的失誤,又可以疏導來自底層的反彈聲音,這就成為美國發起貿易戰的邏輯基礎。 尋找“第三軌道” 既然貿易不是貿易戰的邏輯起點,那么,僅通過貿易途徑勢必很難找到根本解決方案,持久戰在所難免。 美國內部已感受到明顯的負面影響。7月26日,在參議院貿易委員會召開的特別會議上,負責進行貿易報告的美國貿易代表賴特希澤遭遇來自多個行業對補助的征詢。該補助本是用于彌補美國豆農在貿易戰中遭受的損失,但顯然,影響正在向其他行業擴大。 陸克文更擔心貿易戰對全球貿易體系的挑戰。他列舉多個國家的經濟數據解釋,進出口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澳大利亞比中美都要大。若持續升級,像澳大利亞這樣的國家,將遭受池魚之殃。 “最好的情況是能避免第三批關稅的措施。如果這個數目突然變成很大的問題,這對全球貿易的信心將有很大影響。”他說,“貿易戰可能通過政治方面解決,也可能通過具體的雙方談判。此外,兩國還可以尋找‘第三軌道’,做好解決問題的準備”。 ▲圖片來源:攝圖網 正如中國商務部的最新表態:中方始終認為,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則基礎上進行協商,才是解決貿易分歧的有效途徑,任何單邊的威脅或訛詐只會導致矛盾激化,損害各方利益。 但陸克文也認為,不確定性仍然充斥在貿易戰進程當中。 “特朗普現在最大的國內挑戰不是經濟方面的。他在政治方面的問題很嚴重,檢察機構在研究他在選舉之前是否與俄羅斯的情報機構有聯系。”陸克文在現場說到,即使是最有經驗的預測家,對其中期選舉都無法進行預測,而這可能將影響到貿易戰的后續情況。 無論是在場專家還是企業,均一致將“繼續修煉內功”視為中國的破解之法。 在向松祚看來,應對貿易戰的最佳策略,是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在他列舉的建議措施中,包括繼續積極主動開放市場、進一步深化金融市場和金融產業改革等。“我們開放市場的空間還很大。”他指出。 陸克文則表示:“現如今,中國經濟已步入全新的發展邏輯,一系列改革舉措得到了全球認可,中國長期的經濟發展將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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