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銘：如何釋放“受抑制”的服務業？

每經記者｜朱玫潔    每經編輯｜楊歡    

陸銘 圖片來源：主辦方供圖

“內外兩個循環相互促進、又以內循環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下，服務業的重要性會越來越高。”在上海交通大學“安泰交響”新年論壇上，上海交大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員陸銘表示，以制造業為主的發展模式是服務于上一階段的全球化，及以外循環為推動的經濟發展，而今天的經濟結構性調整正使服務業越發重要。

無疑，如果服務業得到更好地發展，將有助于提升國內的消費需求。如何促進服務業發展？陸銘從人口密度的角度著眼這個問題。

與制造業的產品不同，服務業不能被運輸，不管是餐館還是理發，往往需要面對面交流，這種行業需要借助人口密度來實現生產和消費的同時進行。陸銘研究發現，服務業的占比與城市建成區的人口密度相關，密度越高的城市，服務業的占比也越高。以餐館為例，借助大眾點評數據對上海內環和外環的餐館進行對比，可以發現無論數量、品質，多樣性，都是人口密度高的內環占據優勢。在公共服務層面，學校和醫院也高度集中在市中心。

不過，大概在15年的時間里，中國城市人口密度平均下降了一半左右。陸銘指出，“過去十多年里，由于所謂的體制性和結構性障礙，我們把人口空間分布通過政策引導到人口密度低的地方”，同時土地的城市化非常快，人口的城市化又比較慢，導致城市走過了低密度的發展模式。而這與服務業的底層邏輯相矛盾。

“當我們把中國的服務業發展路徑放到全球比較，會發現中國的服務業相對來說是‘受抑制’的。”他研究發現，中國的服務業占比比OECD（經合組織）這些國家走過的路徑低了10個百分點。

對此，陸銘進行了三個政策模擬，如果僅調整城市化的模式和人口空間分布的相關因素，能對服務業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第一，假設中國的城市化率比現在提高10個百分點（與同處在發展階段的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城市化率低了10個百分點）。第二，假設在中國沒有戶籍制度——陸銘對比了城市里外來人口和本地戶籍人口的消費，發現在控制其他變量后，外來人口的消費要比本地戶籍人口低16-20%。假設外地戶籍人口全部變成本地戶籍，則可以釋放這部分消費。第三，假設中國的土地供應速度可以下降一半——也就是假設中國城市人口密度在過去15年下降一半的情況可以得到緩解。

“在這三個模擬下，中國服務業占比可以提高大約3-5個百分點。”陸銘發現，根據研究估計，大約有小一半的服務業占比偏低的情況，可以通過城市化的模式和人口空間的分布——這個長期被忽略的因素的改變而發生變化，對下一階段以內循環為主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發展模式有極大的推動力。

“如果我們接下來可以盡量減少行政干預的方式，去影響中國的人口空間分布——不要總是用政策引導人們從城市到農村去，從大城市到小城市去，或者從城市的中心城區到郊區去，就可以讓人口向著高密度的方向去集聚，帶來服務業的發展。”陸銘指出，很高興的是，戶籍制度改革正在推進，十四五期間包括上海會加快戶籍制度改革。與此同時，中國城市的土地供應數量應該有所減緩，在人口進一步集聚的大城市增加土地供應，而大量人口流出的中小城市不僅不能增加供應，該做減量規劃的還需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