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工商聯國際合作委員會委員、浙江省政協常委賁圣林：數據經濟時代既要保護權屬，也要保證效率和公平

每經記者｜葉曉丹    每經編輯｜宋思艱    

改革開放四十余年，當下中國經濟和金融業正在不斷深化開放。2021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在經歷了2020年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的擾動后，中國經濟如何走得更好、更穩，成為備受關注的焦點。

近年來，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聚焦“硬科技”、設立科創板、試點注冊制、活躍的國企混改、A股邁向“機構化”時代、基金熱潮等話題引發了媒體的持續報道和關注，當然，它們并非只是一個個孤立的話題，細細梳理可以看到資本市場供給側結構變化的脈絡。

全國工商聯國際合作委員會委員，浙江省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浙江大學教授賁圣林曾先后擔任荷蘭銀行高級副總裁兼流動資金業務中國區總經理、匯豐董事總經理兼工商金融業務中國區總經理、摩根大通銀行（中國）有限公司行長及摩根大通環球企業銀行全球領導小組成員等職位，在金融業有多年從業經歷，深諳國際金融市場以及資本市場運行之道。如今他從“業界”轉到“學界”，從事教學研究工作。

全國工商聯國際合作委員會委員，浙江省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浙江大學教授賁圣林

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正值兩會全國，近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就“十四五”時期金融業開放、資本市場變化、反壟斷、金融科技、民營經濟等話題專訪了賁圣林教授。

數字化是中國金融業面臨的最大挑戰和機遇

3月2日，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表示，2020年，銀保監會持續推動對外開放措施落地見效，2018年以來，共批準新設各類外資銀行保險機構100多家。其中，一批在財富管理、商業保險、信用評級等方面處于領先地位的國際專業機構，通過獨資、控股或參股等方式進入中國市場，外資機構投資中國金融市場積極性顯著提高。

在國際金融業深耕多年，賁圣林認為，中國金融業的擴大開放，實際上體現了中國正在走向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根據過去外資銀行逐步開放的情況來看，外資銀行在中國銀行業的總體市場規模仍然不足2%，所以外資來到中國，是對中國金融市場的有效補充，國內金融業在保證金融安全底線的前提下，也可以有更好的借鑒。

以往外資進入中國，會被解讀為“狼來了”。不過，應該看到的是，當前國內的金融機構正逐步走強，當然賁圣林也提醒，數字化可能是中國金融行業面臨的一個最大的挑戰，但也是最大的機遇。金融機構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潛在的金融服務效率和生產力的提升會帶來一些新機會。

萬物一體兩面。2020年以來，反壟斷逐漸成為社會各界熱議的話題。郭樹清近期也曾表示，2021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銀保監會將把防范風險作為金融業的永恒主題，毫不松懈地監控和化解各類金融風險，強化金融法治，完善長效機制。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確保金融創新在審慎前提下進行。

一方面，不可否認的是，互聯網企業、金融科技企業仍然是當前科技創新、新技術應用的積極推動者，但另一方面，更值得深思的是，新技術也帶來了新時代類似“信息繭房”“困在系統里的外賣騎手”等新問題。

賁圣林也提及，當前如何在進一步發揮數字科技能力、紅利的同時，讓技術更好地為社會服務，仍然需要更多思考和優化。事實上，這個問題不僅僅是中國當下所面臨的，全球各國也被這一問題所困擾，技術的發展比監管走得更前面。比如說，當前加強數據治理已經成為一個共識，數據治理其中就涉及數據主權、數據使用權、數據管理權、數據所得權等問題。進入數據經濟時代，需要平衡的是，如何做到既要保護相應的數據權屬問題，也要保證效率和公平，避免大企業“贏家通吃”。

讓資本更多地成為“耐心資本”

近年來，金融與實體經濟、資本與實業之間的討論不斷。一方面，為了更好地推動資本服務實業，銀行業不斷加大對中小微企業的支持，資本市場通過設立科創板、試點注冊制、增強企業上市進程可預期性等方式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但另一方面，此前也不乏企業存在“去杠桿”壓力下的流動性危機、債務暴雷等問題。逐利、避險的資本如何預警企業枯榮線，不僅是機構的關心點，也是個人投資者的話題點。

談及此話題，從過往銀行業的從業經歷來看，賁圣林提醒，第一，當實業企業主們天天想著去搞資本運作，這本身就是一個預警信號，需要警惕。至少從投資者角度、借貸者角度、銀行家角度來說，如果一家企業以及其掌舵人過度地講資本運營、資本運作，過度地去做金融的時候，說明這家企業的價值導向出現了問題，因為它很可能把企業的注意力、資源、資金，轉到了一些非主業的方向上。尤其是對于上市企業而言，不能總想去做資本運作、市值管理。

第二，在解決了業務導向的問題后，還需分清楚，究竟這些所謂的“資本”是不是真的“資本”？比如有些民間資本，實際上可能只是民間資金，或者說是熱錢，逐利性、短期性非常強。“我想可能從國家層面應該倡導熱錢變成真正的資本，讓資本更多地成為‘耐心資本’，即成為愿意跟企業共同成長、投資有競爭力的實體經濟、與之共贏的資本。”賁圣林如是說。

此外，賁圣林還強調，金融業要更好地解決服務實體經濟的問題，還需要靠科技進步，現在金融的很多中介成本仍然過高，比如銀行普惠金融事業部主要致力于向中小企業發放貸款，提供資金支持，但實際上很多銀行在這塊的內部成本可能偏高，原因在于其還在用傳統的方法去做小微金融貸款，這顯然是不可能持續的。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賁圣林認為金融需要數字化轉型，需要真正搭建一個好的生態，只有降低金融行業服務實體的成本，實體經濟才會更好地獲益。

建議革新企業分類方式

浙江民營經濟活躍，也擅長資本運作推動企業發展。2020年，浙江A股上市公司數量已突破500家。從投資并購市場來看，自2019年以來，浙江國資就先后了拿下了一些上市公司控制權，也有一些浙江上市公司控制權被其他區域國資納入囊中。

在2021年1月底召開的政協第十二屆浙江省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賁圣林提交了“強化民企管理與協調機制，譜寫新時代經濟治理的浙江新篇章”提案。賁圣林提出，當前，我國民營經濟發展仍存在管理、協調和社會責任倡導等發展機制問題，不僅會阻礙現有利好政策的有效落實，還可能對我國整體經濟的活躍發展形成掣肘。主要表現為：一是企業管理機制亟待優化，要考慮“國有、民營”劃分方式如何進一步適應經濟發展形勢；二是整體協調機制過于松散，不利于民營企業高效參與國家政策的制定與戰略的協同；三是社會責任倡導機制欠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念和責任感有待加強。

基于這些問題，賁圣林建議：首先，革新企業分類方式。可以淡化以所有制方式為依據的“國有、民營”企業劃分方式，改為特大型、大型、中型和小微企業等以客觀發展規模為依據的劃分方式；其次，深化民企協調機制。賦予各級工商聯更大的政企協調職能、進一步強化統戰部、政府部門、工商聯和各級商會對民營企業的政策宣導、開放各級黨校系統。

另外，加強社會責任倡導。一方面，健全完善民營企業的黨建工作，培養和強化民營企業主動“為國擔當、為國分憂”的意識；另一方面，善用各類激勵機制引導民營企業承擔更多社會責任，通過及時表彰、稅收減免等方式，肯定其在公益、環保和扶貧領域做出的特別貢獻，并充分發揮部分優秀企業的示范帶頭作用，形成“榜樣力量”。

受訪人物介紹：

賁圣林，現任浙江大學教授，國際聯合商學院院長和互聯網金融研究院院長，兼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聯席所長，全國工商聯國際合作委員會委員，中華海外聯誼會常務理事，中央統戰部黨外知識分子建言獻策專家組成員，浙江省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參事，浙江互聯網金融聯合會聯合主席，廣東金融專家顧問委員會顧問委員和《中國金融學》執行主編以及青島啤酒有限公司、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等公司的獨立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