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設”時代，什么造就了城市的獨一無二？

每經記者｜楊棄非    每經實習記者｜張易武    每經編輯｜劉艷美

《成都》帶火的“玉林路”，火得比《成都》這首歌還要久一些。

去年，一張巨幅老虎頭像攝影作品，出現在玉林西路居民樓兩面分開的墻壁上。這是中法環境月下“叢林在街角”攝影展的一部分，城市街區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展廳，駐足觀看的市民也變成畫面的一部分。市井的私人生活與宏大的公共敘事之間，由此產生出奇妙的化學反應。

圖片來源：成都芳草街道辦事處官方微信號

4月7日，在一場名為“日常成都：公私之間”的論壇上，建筑師劉家琨再次提及這次“快閃”攝影展。他更在意“畫布”的部分——展覽所在的玉林小區，模糊了傳統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分界，沒有“孤島”式樓盤，歷史形成的一個個“單位”互相獨立，又共同構成統一的“小區”。獨特模式下，藝術家和年輕創業者紛紛聚集，成為一道蔚然的風景。

城市話題總在公與私的討論中推陳出新。在方所創始人毛繼鴻口中，這家書店的誕生，正是源于其推動商業空間向公共空間轉化的努力，在那之后，類似附帶公共區域的新式書店愈加成為大城市商業中心的“標配”。而作為商業的載體，建筑設計的思路，同樣越來越多來自公私之間的融合性和轉換性上。

在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的當下，再次探討公與私，或許能為城市新一輪發展帶來一些新的啟示。

挖掘城市特質，要將真實的日常生活解放出來

一種傾向是，隨著城市不可避免地走向紳士化，越來越多的注意力開始向不同城市的特質聚焦。基于地方文化的研究學派不斷在各個城市設立，“煙火氣”“市井文化”成為新一輪城市宣傳的高頻詞。

但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如今挖掘出的“市井文化”，是否還能真正代表城市特質？ 

半個世紀前，德國社會學家西奧多·阿多諾曾提出“文化工業理論”。他以一種批判性的思維指出，“文化工業把古老的東西和熟悉的東西熔鑄成一種新的質”，在此邏輯下，文化工業讓文化淪為商品、占領日常生活，使人被異化為“概念上的人”，日常生活成為小商務和家庭承包方，從屬于市場和管理的主導力量之下。

URBANUS都市實踐建筑設計事務所創建合伙人王輝發現，當時阿多諾作出的論斷，正在當今的中國城市中成為現實。

一個例子是成都的茶館文化。他指出，過去茶館的存在源于熱水的稀缺，當地人從早起刷牙洗臉、到睡前洗腳都是在提供熱水的茶館中完成的，茶館承載了成都人的日常生活。但隨著時代的變化，茶文化被逐漸包裝成一種商品，逐漸脫離了原來的生活需求，更多是為了利潤服務。改頭換面的茶文化，很難再與“市井文化”發生關聯。

問題出在哪兒？

在對比成都的兩個標志性文化地標——成都遠洋太古里和西村大院后，王輝找到了一種可能的答案。

成都遠洋太古里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

“基于大慈寺的高端商業項目太古里，雖然從空間品質到內容品質都無可挑剔，但是這張特殊的‘名片’具有不可復制性。”王輝指出，“以太古里的全球化名店為例，一個城市最多只能有幾處，而真正的日常消費并非太古里所要面對的問題。這種鳳毛麟角的商業空間模式，又很容易被誤操作為城市升級的樣本，從而造就了‘使用不起’的城市。”

西村大院則代表了另一種商業形態。

與普通以中間高建筑為核心、功能逐漸向邊緣遞減的商業中心綜合體不同，西村大院三面圍合，一面設置了兩條巨型立體跑道，院中是開闊的公共空間、竹林與足球場。據設計者劉家琨總結，這個巨大的院子“能有些想象，能帶來那種公共性、包容性和集體共享”。

圖片來源：家琨建筑

 “ 他只是設計了書架，讓浩瀚的生活海洋和使用者無盡的創造力來完成書架上的內容。”在王輝看來，西村大院由此提出了一種“定位于草根的城市升級之路”，把人們的日常生活作為美化城市的手段，“這是當前中國城市化中最需要的一種邏輯思維，即以普通市民的消費力為依據來制定城市的升級模式”。 

換句話說，要真正找到城市特質，還原真實的人、將真實的日常生活從文化工業的“格式化”中解放出來，城市首先需要改變原來慣用的一整套發展模式。 

提升城市品質，最重要的是建立“共同意識”

對城市特質的關注，一個重要驅動因素是，在“流量就是生產力”的時代，其在新一輪競爭中格外重要。

王輝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根據理查德·佛羅里達提出的“創意階層理論”，創意階層的崛起將帶動新的城市選擇邏輯——那些更具有“煙火氣”的城市，將有望在“用腳投票”中勝出。

在北京市建筑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前董事長、總建筑師朱小地看來，城市的公共空間品質，同樣決定著知識人才能否與城市共同發展。

傳統的發展模式造成的城市公共空間問題，已經影響到城市品質的提升。朱小地指出，部分依賴土地財政發展的城市，在獲得財政收入后立馬投入城市發展的其他領域，而并未將資源投入品質提升上，最終造成了無效建設和浪費。

而在更高的規劃層面上同樣出現了問題。突出的一點是，過去城市采用的靜態規劃，通常由政府代表城市公益統一規劃統一實施。但隨著城市發展階段和條件變化，原先的規劃不停發生改變、重復規劃，最終往往難以落地。

如何避免這一尷尬？朱小地指出，最重要的一點是城市管理者轉變理念、建立共同意識。

比如，一種更靈活的方式可以被引用至現有空間管理機制中。朱小地認為，可以以一種“公共空間系數”的管理體制，替代現有對特定地塊容積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綠化率等指標的剛性約束。

在其設想中，“公共空間系數”是一種動態的控制體系。在原來以容積率單一指標劃定標準的基礎上，引入公共空間系數參數（1-建筑密度），并通過兩個參數劃定一個可變動的區間。在動態規劃控制線下，政府與建設方之間的利益平衡將更有效地得到滿足，并可能在不同情況下作出更因地制宜的選擇。

在此基礎上，他還提出一種更加混合的用地思路：

微觀層面上，參照新加坡模式，在通常屬于私人空間的建筑內部，在首層增設便于人行的騎樓或雨罩、二層鼓勵地塊之間建筑物建設連廊通道、地下一層鼓勵建設地下通道，并增加與之適配的產權歸屬管理辦法，以促進城市公共空間的開放性和連續性。

宏觀層面上，對于特定地塊的規劃，在尚未規劃確定的地塊功能控制下，以“負面清單”的形式明確不適宜建設的內容，除社會公共服務設施和市政設施用地外，取消先行公建和住宅的功能分類和差異化收費，用地功能由市場決定，以避免規劃的反復調整。

“總之，要承認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兩個方面，如果只夸大一方面，就抑制了另一方面的積極性。”朱小地總結，“城市不是（只靠）一方面就能建成的，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散落在公共生活中的“切片”，是城市“秘密的語言”

著名建筑師王澍曾在杭州富陽區洞橋鎮文村實踐第一個農居房改造項目。 

項目投入使用后，他再次回到文村，觀察新建筑與當地村民生活之間的關系。他欣喜地看到，那些刻意設置的位于河邊的洗衣臺、為方便晾菜而確定尺寸的橋邊欄桿，都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被廣泛使用。

富陽文村 圖片來源：中國美術學院 

或許與簡潔美觀的建筑顯得有些格格不入，但這些從歷史延續下來的生活習慣卻正是當地文化特質的重要內容。這也是王澍最關注的內容之一——對于常被外界認為“俗氣”的傳統農村建筑，他甚至認為，評判俗氣不俗氣的標準，更重要的是有沒有生活。 

公共空間一直是他觀察一個地方特色的“窗口”。

他喜歡在杭州工作室外的老街道“游蕩”。在泗水弄，與城市中的公寓不同，村莊里的民居將公共空間活用到極致：可能走過一個小路轉角，一戶人家的廚房就“秀”在另一戶人家的門口；公用洗漱池、公共郵箱自然地被設置在屋外，令人對一個院子中幾家人的共同生活浮想聯翩…… 

“我常常為這種事情著迷。”王澍將這些散落在公共生活中的“切片”，形容為一種“秘密的語言”，認為它們存在一種力量。這種力量源自時間的沉淀，是幾年內迅速成型的建筑所難以擁有、也應該保留的城市精華。

當私人生活被文化工業加速包裹，公共場所能否如在鄉村中所發揮的作用一般，重新承擔起體現城市特質的功能？

在打造方所時，毛繼鴻一直在尋找一個問題的答案：商業空間到底是公共空間還是私人空間？而從廣州到成都、從城市到社區再到鄉村，他漸漸為方所找到了一個定位：公共空間策劃和運營機構。

成都方所 圖片來源：張建 攝

他的變化也印證了一種趨勢：公與私可以發生某種融合，公共空間也正在承擔更多功能。如朱小地對公私關系的觀察，城市在界定私人邊界的同時，私人空間已愈加成為城市的一部分，它的一部分甚至可以成為公共空間。

如今，需要反思的是，這種融合是否真正達到了挖掘城市特質的目的？ 

在分析西村大院的案例時，王輝發出類似警醒：商業的成功掩蓋了西村大院模式的本質，其對市井生活的重視并沒被受到足夠關注。在總體上的“城市的勝利”之下，對于那些正在收縮的城市，這才是真正重要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