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不妨多把麻煩留給自己

而就在此前不久，另一個新聞，“為證明我爸是我爸，我將奶奶告上法庭”，一樣與銀行有關。為了提取、繼承父親生前銀行賬戶內的十多萬元存款，北京的張女士經歷了證明“我爸是我爸”的種種波折。她耗時一個多月都無法解決，最終只好通過起訴自己相依為命的奶奶，請求法院出具調解書的方式，才獲得了父親的遺產。此事一經曝出，迅速引發全網熱議。

如果說，“病重老人取款意外去世”事件還有一些疑問有待厘清、一些細節有待確認的話，那么“證明我爸是我爸”一事，事實就非常清楚了。剖析好類似標志性事件，對于更好地理解大眾對銀行的現實情緒，不無意義。

乍看上去，“證明我爸是我爸”，這似乎又是“證明我是我”的翻版重演，類似的戲劇性案例，此前一再成為網絡熱點。客觀地講，一些銀行出于確保資金安全、規避自身風險的考慮，對于已故親屬賬戶取款業務，做出一系列限制，比如說要求出具特定“證明材料”，這本身并無不妥。但很現實的問題在于，其中的某些規則細節，是不是必要？有沒有優化空間？

在現有的規則體系下，對于那些情形簡單的已故人銀行賬戶取款申請，銀行基本已能高效處理。比如說，登記在同一戶口本上的，親子關系確定的，繼承資格明晰的，相關親屬去提取存款，雖然也要交一堆材料，但整體并不是很麻煩。與之相較，真正棘手的，是親子關系無法直接通過戶口本核驗的，以及遺產存在多個法定繼承人的。最近引發熱議的這起個案，恰是屬于這類——張女士和奶奶都屬法定繼承人，在沒有交割清楚之前，銀行很難響應其中一方的取款申請。

較為復雜的遺產繼承類賬戶提取業務，其實天然伴隨著另一種風險，那就是“爭產”風波。由此，部分銀行表現出了極大的審慎態度，寧可犧牲“客戶便利性”，也要極力避免自己卷入涉訟糾紛。

而需要厘清的是，所謂“審慎”，也可以分為“積極的審慎”和“消極的審慎”。面對難題時，銀行除了要求客戶要做什么，也應該思考自己能做什么。只是很遺憾，如今一些銀行，確乎是“求穩有余，能動不足”，其更擅長的是責任轉移、明哲保身，而非多想辦法、優化流程。

相較于客戶個體，銀行顯然擁有更多的資源，善用這種資源，去核實“親子關系”之類的客觀信息，并不是多難辦的事情。至于說存在“多個法定繼承人”的情形，銀行方面其實也可以通過定制、整合公證服務，提供格式協議，一站式讓多個當事人按照意思自治原則書面確認等方式，降低證明材料獲取難度、提升賬戶提取的操作便捷度。凡此種種，并不需要太多額外的成本，只是需要服務意識與統籌安排。

已故親屬賬戶取款，就算波折些，到最后基本是能取出來的。某些案例中，相關銀行也并非有意刁難，只是更習慣把麻煩留給客戶罷了。而這，無疑是需要改變，也是可以改變的。

如今，在政務服務領域，“數據多跑路，群眾少跑腿”已然成為慣例。銀行作為市場化程度極高的主流金融服務機構，更該盡可能地內部挖潛、倒逼進化，以業務流程的優化真正兌現客戶優先的價值承諾。諸如“特殊情況上門服務”“一站式主動核驗信息”等等服務，不僅要有，更要做好、做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