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航天局設立商業航天司，有何信號？

每經記者｜張蕊    每經編輯｜黃博文    

近期，國家航天局設立商業航天司，相關業務正在逐步開展，這標志著我國商業航天產業迎來專職監管機構，未來將持續推動我國商業航天高質量發展，產業鏈有望全線受益。

新華社圖

當下，國家航天局專門設立“商業航天司”釋放出什么政策信號？背后有何深意？設立商業航天司有什么作用？商業航天司的設立將給整個行業發展帶來哪些影響？新機構的設立將如何重塑“國家隊”（航天科技、航天科工等）與純商業航天公司之間的關系？

針對上述問題，《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了相關專家和企業。

釋放多重信號

當下，國家航天局專門設立“商業航天司”釋放出什么政策信號？

對此，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商業航天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楊柯巍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書面采訪時表示，首先，從整體政策和機構設置的延續性看，近幾年，中央反復強調要圍繞新質生產力，一以貫之推進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機構職能優化和調整，適度加強重點領域和重要工作。

“比如，2024年底國家發展改革委新設‘低空經濟發展司’，就是針對‘低空經濟’這一新質生產力特征突出的重點產業適度加強職能配置。”楊柯巍表示，商業航天已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政府工作報告多次“點名”，新設商業航天司，本質上也是在不擴大總體機構規模的前提下，對這一重點領域適度加強統籌和行業管理能力。

其次，從航天產業自身發展階段來看，我國商業航天已經從初創期轉入快速發展時期，成為中國航天事業的重要補充，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注入了新動能。近幾年，星座建設從試驗走向規模化。一批新型號商業火箭陸續首飛，可重復使用試驗不斷。產業鏈條和配套體系加快成型。

楊柯巍說，我國商業航天相關企業數量已從最初的幾十家發展到五六百家，近三年20余個省區市先后出臺商業航天相關政策規劃，全國落地航天相關產業園區超過20個，正在形成錯位布局、優勢互補的集群格局。同時，“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逐步釋放商業航天發展潛力”“推進商業航天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等已經成為主管部門一再強調的共識。

最后，從政策邏輯的演進看，商業航天在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被納入“若干戰略性新興產業”，在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被定位為“新增長引擎”。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在“培育壯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部分提到商業航天，進一步將其上升為重點支持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由此可見，中央層面一步步提升商業航天的定位。

結合剛剛印發的《國家航天局推進商業航天高質量安全發展行動計劃（2025~2027年）》（以下簡稱《計劃》），楊柯巍認為，在繼續鼓勵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的基礎上，商業航天的發展邏輯已經升級為在國家總體布局下的“系統化培育、規范化引導、全鏈條安全監管”。不是從“鼓勵”轉向“管得更嚴”，而是把鼓勵、服務和監管統一到一個更成熟的制度框架里，并通過新設商業航天司，把這套框架真正“落到具體人、具體崗”。

新機構聚焦“五管”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電話采訪時表示，中央層面首次以專司形式明確了其對商業航天的高度重視。近年來，商業航天發展較快，但此前缺乏頂層機構統籌，管理分散，要促進行業健康可持續發展，必須建立統一、權威的監管與服務機構的體制。

“通過專司統籌謀劃，可以在產業培育、資源配置、就業帶動等方面實現更高質量發展。”他說，此外，我國航天領域部分技術已居國際領先行列，亟須統一對外發聲，增強規則制定權與話語權。專司的設立有助于通過規范化管理和高質量實踐，進一步鞏固并擴大我國商業航天的國際影響力。

他補充說，前期商業航天還處于創新試錯階段，過多條條框框可能抑制活力；待市場主體、技術路線、商業模式初具規模后，再通過專司加以規范，既保護創新成果，又可以引導行業進入有序軌道，時機可謂恰到好處。

汪玉凱表示，設立商業航天司并不會使編制總量顯著增加。任何中央部門增設司局，均需同步完成“三定”（定職能、定機構、定編制）。在他看來，商業航天司的職能將聚焦于規范管理、促進行業高質量發展、提升國際話語權三大方向，人員配置也將與此匹配。

對于地方政府是否會設置對應部門，汪玉凱表示，商業航天屬于專業性極強的行業管理系統，與政府機構不完全一樣，預計不會簡單對應到地方層級。新司的設立更多體現為中央事權的細化。

在楊柯巍看來，設立商業航天司，可以實現管行業與管安全有機統籌，具體來看主要負責“五管”，即管戰略、管規劃、管政策、管標準、管安全，以期到2027年基本實現商業航天高質量發展的階段性目標。

一是管戰略，把商業航天放到國家航天和國家安全大局中來謀劃。由商業航天司牽頭，這樣可以更加明確國家在商業航天領域的發展方向和階段性重點，把商業航天系統納入航天強國建設和國家安全整體布局來考慮，清晰界定商業力量在航天新質生產力培育、空間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功能定位，為產業各類主體提供相對穩定、清晰的方向信號。

二是管規劃，統籌好發展節奏和空間布局。《計劃》已經提出，要將商業航天納入國家航天發展總體布局。由商業航天司負責相關規劃的編制和銜接，能更好地統籌商業航天的發展節奏和空間布局，明確重點星座建設、運力布局、地面設施等方面的安排，為地方和企業進行中長期投資和項目布局提供依據。

三是管政策，營造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商業航天涉及多個部門，由商業航天司來抓總，能夠在準入、財政稅收、投融資支持、政府采購、數據開放等方面形成更有針對性的政策組合，減少企業在不同部門之間反復對接，增強政策的系統性、協同性和可預期性。

四是管標準，打通審批鏈條、提升行業效率。在過去產業發展中，標準體系相對分散，審批鏈條較長。由商業航天司牽頭，有利于行業在衛星研制、火箭發射、在軌運營、頻軌資源使用、測運控服務等環節，統籌制定和統一技術標準、接口規范和業務規則，在提高許可和監管效率的同時，為上下游協同、規模化發展打下基礎。

五是管安全，把發展和安全真正貫通起來。商業航天司將從更高層面統籌全鏈條安全監管，完善對發射活動、在軌運行、遙感和通信數據、安全可控軟硬件、空間碎片與軌道安全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建立常態化風險評估、信息報告和事故調查機制，壓實企業安全責任，確保行業在加快發展的同時，守住質量安全、空間環境和網絡數據安全底線。

行業發展迎機遇

“獲知商業航天司設立的消息時，公司內部市場群就展開了熱烈討論。”湖南賽德雷特衛星科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童心雅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電話采訪時表示，作為小衛星研發與制造企業，其認為這標志著我國商業航天正從“能力建設”轉向“生態構建”。

童心雅坦言，自2018年成立以來，公司親歷了多輪市場洗牌，也深刻體會到審批流程優化對于企業發展的重要性。“以我司2024年湖南衛星工廠項目為例，由于該項目涉及多級審批協調，在對接過程中，信息傳遞與流程銜接不夠順暢，導致我們耗費了8個月時間才最終完成全部審批手續。”在她看來，商業航天司的設立必然會統一歸口，審批和監管越來越清晰，服務越來越高效，從而使企業避免因審批流程長而錯失市場窗口期。

楊柯巍表示，從產業演化看，他判斷我國商業航天已經進入自2021年至今的成長期，呈現出主體數量和發射頻次快速上升、區域集群加快形成的態勢，但整體仍處于從“航天商業化”向真正的“商業航天”過渡的階段。在他看來，當前商業航天具有“高風險、高投入、高產出、長融資周期”的“三高一長”特征，生態加速成型，但穩定性和盈利性還在磨合期。

他認為，在這樣的階段，新設商業航天司并配套實施《計劃》，至少有兩方面積極影響。

一是給企業提供一個相對明確的“三年政策窗口期”，有助于穩定企業對政策、節奏和安全要求的預期，支持企業按中長期邏輯去布局星座、運力和應用。

二是通過專職機構提升“系統效率”，在產業鏈、供應鏈和監管鏈條尚不完全穩定高效的情況下，把原本分散在多部門的部分職能盡量拉到同一張桌子上，有利于減少重復建設、優化供應鏈協同，也有利于在統一標準和高水平安全約束下避免無序競爭。

問及新機構的設立將如何重塑“國家隊”與純商業航天公司之間的關系，多位受訪者均表示，二者并非簡單的競爭或替代關系，而應是定位清晰、分工協作、優勢互補、合作共贏的產業共同體。

在童心雅看來，民營企業有其獨特優勢，響應速度快，在一些細分領域的技術深度并不比“國家隊”差，所以雙方雖然存在競爭，但更多是協同。

汪玉凱認為，以航天科技、航天科工為代表的“國家隊”主要承擔國家重大工程與未來戰略性任務。除此之外，還有大量可面向國際市場的衛星發射、火箭發射等商業化業務。此類業務與國家重大戰略相對分離，由商業航天司統一組織，采用市場化方式運作，其目標在于搶占國際市場份額、持續提供高可靠發射服務，并以此鞏固我國在全球航天領域的技術地位與影響力。

楊柯巍則提到，國家航天局有關負責人也強調，要“深刻認識商業航天發展需遵循產業規律和市場規則這一底層邏輯，統籌發揮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作用”，支持商業航天企業找到商業模式、擴大應用場景、實現價值閉環，同時推動商業航天“走出去”，提升國際引領力。

在這種框架下，商業航天司的重要作用就是堅持因業分類施策、因企制宜，把“國家隊”和各類商業航天企業都作為發展航天領域新質生產力的主力軍統籌謀劃，統籌發揮國有企業的戰略支撐作用以及民營企業機制靈活、適應性強的優勢。在統一的規劃、標準和監管體系下，形成分工明確、互為補充、協同創新的航天產業共同體。

對于商業航天司是否將有助于推動企業承接國際訂單，童心雅認為“這是一個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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