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與改革：開啟18大的序幕

每經編輯｜涂勁軍

即將開幕的“兩會”召開的背景相當特別，即今年下半年將召開中國共產黨第18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領導核心層面臨換屆的前夕。這是一次承前啟后的人大、政協會議。雖然民生問題，一直是近幾年“兩會”的核心問題，但是，上個月中央黨報開始登載重磅政論文章，討論改革是否應該盡快重新啟動，筆者認為，關于“改革”的話題也將在“兩會”上重點討論。

所謂改革，核心就是政治改革。改革開放30多年后，能改的基本已經或深或淺地被觸及過。只有政治改革，始終是改革的雷區和深水區，官方或諱莫如深，間或有高層官員吹吹風，也基本上屬于“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境況。現在經濟發展已經被束縛，一些敏感的經濟領域的改革，比如國企，也無法推進，其根源就是政治體制上的缺陷已經變成改革的瓶頸和攔路石。進而言之，改革面臨的還不只是體制障礙，在這體制的背后，是一個更龐大的阻礙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這個集團的力量，即便是由中央政府發力，亦可能陷入進退不得的境地，即所謂“政不出中南海”、“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現象。

中央政府顯然已經認識到了盡快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緊迫性。但是，限于種種阻力和困難，需要審慎籌劃和謹慎推出，實際的進展相當緩慢。好的現象是，中央黨報已經開始公開觸及這個話題，預示著正式啟動政改的日子已經不遠了。筆者認為，從現在開始到“18大”召開，半年之內，是政改的輿論準備階段，具體的改革舉措將留待“18大”新的領導集體去實行。本次“兩會”所討論的議題，主要仍偏重眼前出現的經濟民生問題。

在經濟領域，隨著結構轉型的推進，如何面對經濟增速下滑局面，能夠容忍GDP增長滑落到什么水平，這是決定今年宏觀經濟政策取向的重要考量方面。中國經濟重投資、重出口的情況不是幾個月、一兩年就能調整為內需導向的。這種轉變能否平穩推進、無縫銜接，這是一個技術課題。比如，投資主要依靠政府和國有企業，出口則以加工型和資源等低附加值為主，需要轉變為政府、國有企業、私營企業投資三分天下，出口產品要提高技術含量和自有創新，提高附加值。這里面不僅有經濟層面的困難，也涉及了體制問題。就拿擴大民營經濟的投資能力來說，中國民營企業的生命力之頑強，在全世界也屬于少數前列水平。中國的民營企業幾乎完全依靠自己和民間的財力，很少得到銀行和政府的支持，卻為中國經濟增長做出了無法估量的重大貢獻。然而，中國的政治體制決定了，政府仍倚重的是行政主導的投資和國有企業，這是以公有制為核心的政治理念決定的。公有制經濟在某種意義上被看成了政黨保持執政地位的經濟基礎。但是，如果民營經濟得不到壯大，就既不可能出現民營企業擔負起投資拉動經濟的重任，也阻礙了民營經濟加大技術和產品創新的投入能力，使得民營經濟不可能擔任內需經濟、投資和出口的主力軍。而改革開放這么多年，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在效率、對就業的貢獻、經營活力等方面的對比，已經有了明顯的結論。民營經濟如果不能改變在中國社會、政治、經濟中的地位，中國就永遠走不上經濟結構轉型的正道。

在民生領域，貧富差距的不斷增大，各種被揭露出的權力裙帶引發的大面積、群體性貪污腐化問題，是影響社會和諧的一個重要因素。“仇官”嚴重動搖了執政黨的威信。在缺乏社會監督和公正法治的情況下，地方官員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必要的行政約束，一些官員打著“維穩”的旗號，壓制影響自己小集團利益的民眾，造成了很壞的社會影響，成為直接破壞中共執政地位的破壞性力量。近年來，司法獨立的呼聲越來越強，本質上講，其訴求是要求司法系統能夠“公開、公平、公正”地處理社會矛盾，而不是只用“堵”的辦法“維穩”。現在看來，網絡輿論正在成為推動中國社會公平、進步的重要推動力量，這是一種進步，對于建立公民型社會大有幫助。但是，像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幅員廣闊、各地發展非常不平衡的國家，不可能只靠能干、有道德的官員，或者網絡輿論等等軟力量進行良好治理的。中國需要在政府治理層面出現代表不同階層利益的集團，通過有序的博弈，達成利益平衡和協調。這就要求人大、政協能廣泛地吸收社會各階層的代表，發揮應有的作用，對政府行為進行監督；司法機關能夠超脫政治層面，依法執法；并賦予社會公開監督以合法的地位。

筆者相信，這些看法中，相當一部分已經形成了社會共識。執政黨需要深刻認識公有制和民營經濟的關系，打破國企壟斷，切實落實民營經濟的公平待遇和開放準入，從“穩增長”的需要入手，推動相關領域的體制改革。同時，以包容的態度承認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訴求具有合理、合法性，接受他們的代言人進入政治領域，引導各方利益進行有序的博弈，改善司法機構的“三公”狀況，順應民意的呼聲。

盡管，對于中國而言，由于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的錯位，每向前推動一步都十分艱難。但是，歷史的車輪必須是向前的。整個社會共識就像一架引擎，中間蘊藏的能量必須得到釋放，推動活塞，牽動拉桿，將車輪向前推進。如果不這樣做，引擎有可能因內部壓力過大而爆炸，引發全社會陷入困境，這是執政黨和全社會所不愿見、不能接受的結果。改革如從今日始，則中國尚有一線生機，在全球經濟徘徊于危機邊緣的時刻，站穩腳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