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世界城市研究機構GaWC：成都如何做強極核城市？

每經記者｜楊棄非    每經編輯｜楊歡

在不久前舉行的中共成都市委十三屆七次全會上，成都提出，融入“雙循環”、唱好“雙城記”，是成渝共建國家新興極核的時代機遇。

在成渝地區以城市極核拉動西部地區人口與經濟地理重構的戰略使命下，成都將建強極核功能、構筑動力體系、建設踐行新發展理念的公園城市示范區，勇擔極核使命、勇探城市發展新路。

在現有世界城市體系的框架下，成都要如何做強極核城市？

關于極核城市，全球化與世界城市（GaWC）研究網絡副主任本•德拉德（Ben Derudder）進行了長達數十年的研究。

其每年參與編制的《世界城市名冊》，以城市聯系度為衡量標準對全球城市進行排序。對比近幾年排名，德拉德發現，許多處于第二梯隊的城市顯示出向上躍遷的趨勢。

全球化與世界城市研究網絡副主任本•德拉德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

這與英國城市規劃大師彼得•霍爾（Peter Hall）所提出的“多中心城市體系”理論一脈相承。新一輪以知識經濟為主的產業升級推動了城市體系向多中心的方向變遷——

在區域甚至全球尺度下，對城市間聯系度的強調帶來了新中心和新的層級關系，而在城市群、都市圈的尺度，少數城市的單中心特征則更加明顯。

本•德拉德告訴城叔，多中心城市體系是一種理解成都的有效理論框架。在他看來，作為現有世界城市體系的新晉者與躍升者，成都應更加關注中心與非中心之間的聯系度、提升中心城市在創新、宜居等領域的功能，以未來眼光建設極核城市。

世界城市體系的躍遷傾向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

極核城市是如何形成的？

在《多中心的大都市》一書中，彼得•霍爾曾做過一番論述：一方面全球化進程不斷提升城市間聯系度和互相依賴性，另一方面信息化進程催生了先進生產性服務業加速全球布局。“信息化的全球化”讓少數位于世界城市層級頂端的城市承擔起極核的作用。

與此前因發達的制造業形成的中心城市不同，全球化推動了兩個相反的進程，在制造業不斷擴散的同時，更受集群作用影響的服務業成為了集中在中心城市的產業。而其中，先進生產性服務業則是中心城市功能的主要體現。

彼得•霍爾寫道，“它們是國內和國際政治中心、充當本國與鄰近國家的貿易中心，也因此是銀行、保險和相關金融業中心，是醫療、法律、高等教育、科技等先進行業中心，更是信息聚集與擴散中心、是奢侈品和快消品聚集的消費中心、以及藝術、文化和娛樂中心。”

換句話說，誰占有了代表知識經濟與創新能力的先進生產性服務業，誰將成為更具極核功能的中心城市。

以先進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為對象、對城市的聯通度加以衡量并進行排名，GaWC為中心城市的分布提供了參照系。而在德拉德最新的研究中，這種世界城市體系并不完全是穩定不變的，相反，其正呈現出一種躍遷傾向。

德拉德發現，盡管倫敦、紐約等第一梯隊城市的中心地位很難動搖，但在第二甚至更低梯隊的城市，則可能會有更大的變化。比如，他發現，在高端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網絡上，法蘭克福的中心性正在顯著上升。

此外，一些亞洲城市也呈現出了更大的發展潛力。

“一些人預測首爾將比法蘭克福更具中心度，在一些指標上，首爾的中心度會超過法蘭克福。”德拉德指出。

而注意到中國城市的發展雄心，德拉德也認為，現有中心城市也可能在一些功能上被新晉城市取代。“盡管紐約、倫敦現在在全球范圍能仍然具有中心功能，但他們不可避免地展現出不平等、難居住等缺陷。”

德拉德說，“中國城市在設法趕超時，不需要盲目跟隨，相反，保持中國和諧、均衡等的理念，有可能推動改變發生。”

以聯系度衡量4大城市群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

在全球范圍內推動極核城市形成的多中心邏輯，也在重塑城市內部結構。

彼得•霍爾指出，這在先進生產性服務業領域表現為“集中化的去集中”——隨著城市群和都市圈的發展，他們在更廣闊的“城市”范圍內分散開來，但同時又因特定地區特質再次得以集中，這種變化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是時間-地理約束。

盡管傳統中心城市仍然發揮重要作用，但城市愈加不再拘泥于單一服務業中心。彼得•霍爾基于長歷史研究發現，在上世紀30年代至60年代期間，全球范圍內掀起一輪城市次一級CBD的建設浪潮，而最近的趨勢是，區域CBD成為城市建設的主流。

“這里有一個基本邏輯。”德拉德指出，“大城市有利于提升創新、生產等功能，當更多人聚集在一起、更多想法得以交流、分工得以進一步細化，城市的功能能夠不斷整合、再整合。但同時，城市需要權衡取舍，避免城市病的產生。多中心的理念由此被引進。”

用彼得•霍爾的話來說，由此，全球城市被“全球城市區域”（global city region）所取代。

作用于全球中心城市的聯系度，進一步在城市群領域發揮作用。如德拉德指出，此時，交通等聯系度將成為“全球城市區域”發展的重要指標。

他參與的一項對中國重要城市群聯系度的研究發現，若分別衡量城市群內，城市內部與跨城市兩個維度的多中心度，并將其排布成一張圖，僅四個城市群位于第一象限，分別是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成渝。

圖片來源：Xingjian Liu,Ben Derudder,Mingshu Wang，《中國多中心城市發展：多維度分析》

“在長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不僅產生了多個大型城市，且城市之間有較強的聯系度，這導致了城市內部和城市間的功能擴散。”德拉德指出，“在成渝地區，我們發現了類似的情況。其有著向其他三個城市群發展的潛力。”

但連接度本身并不一定提升城市極核能力。

“對于城市與城市群內部的多中心體系，可以從形式多中心和功能多中心兩個方面加以分析。”德拉德強調，盡管城市群內城市能夠通過交通等方式加以聯系、并構成有梯度的城市體系，但這種形式上的多中心仍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他們如何在功能上聯系并融合在一起。在成渝地區，功能上的連接度仍然低于形式上的連接度。

多中心邏輯下的極核城市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

總而言之，多中心理論正在從多個層面影響城市發展。在全球范圍內，其造就了新的中心城市；在區域乃至城市層面，則形成了以城市群為邏輯的城市發展模式。

在這種意義下，城市要如何提升極核功能？

從地理上來看，城市從一個點拓寬成一個區域，新建設或形成的城市副中心理應承擔起更重要的角色。

一個例子是，過去城市與外界連接的邏輯將發生轉變，如德拉德分析，城市與城市的聯系很難僅僅停留在中心區域之間的聯系，已經成為服務業聚集區的城市副中心需要構建起自身的連接網絡，從而避免“繞回城市中心”造成的效率損失。

而這僅僅是打造副中心時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

德拉德以成都正在建設的東部新區為例。在他看來，新區建設在規劃之初就應將各利益相關方考慮進來，這不僅包括生產居住，還包括具體零售業態，如超市、影院等，以及休閑、運動區域，確保在新區建設完成后所有功能一并出現。

原因在于，若非通過事前規劃引進，難以就地滿足需求的當地居民不得不回到中心城區，這又進一步導致商家繼續在市中心布局，形成惡性循環。

他特別提到，新區需要提供一種情感聯系。通過孩子們在當地學習、運動，能夠建立起一種社區感，讓新區真正成為“故鄉”。

而隨著成渝雙城經濟圈加速建設，德拉德也看到成都做強極核城市的可能性。

“成都提升創新能力和宜居度的一系列措施，均代表著未來的經濟發展方向。”德拉德指出，許多亞洲城市都面臨著后工業化時代生產成本上升、經濟增長下降，轉變發展方式的難題。

此時，規?；a難以解決燃眉之急，城市需要更多地與智力機構合作、尋求創新之法。對于成都來說，只有通過創新、吸引更多人才，才能獲得向上躍升的動能。

在他看來，周遭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是成都的先天優勢。“很少有大城市被自然所環抱，這能夠大大提升生活的愉悅感和城市的宜居度。”

德拉德認為，“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成都要如何定位自己，特別是向外界展現自己。城市絕不是只能提供機會，更重要的是，它是絕佳的居住地。一種思路可以是，成都要有上海有的一切，但是更好。”